臺灣民主的原因與“臺獨”的前景

方紹偉 
芝加哥制度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芝加哥和統會理論研究部高級研究員

2013年9月7日

臺灣民主的發展過程與“臺獨”的發展過程有緊密的關聯。“臺獨”包含了“民主自治”與“政治獨立”雙重含義。

A，臺獨問題：

1.         民主自治。臺獨包含了臺灣人對蔣家“這個大陸一黨政權”的反抗，並以民主自治體現出來（1947年“二二八事件”）。

2.         政治獨立。臺灣實現民主自治之後，“大陸一黨政權”的政治壟斷不復存在，原來臺獨的動力也隨著民主自治的實現也下降。但如果臺灣鬧獨立（國民黨內部放棄“反攻大陸”），大陸反而有借口進行武力統一，這反過來降低了臺獨的動力。

3.         獨裁假設。如果臺灣政治依然是獨裁，那麽，獨裁者反倒有可能利用“臺獨”、利用與大陸對立的緊張來壓制內部。在這種情況下，“臺獨”也只是“被利用”而不是“被實現”。

4.         力量對比。大陸與臺灣力量對比的不均衡，決定了“臺獨”實際上沒有任何前景。

5.     大陸政治。有人認為，如果大陸出現“權威之亂”或“民主之亂”，臺灣就有可能趁機獨立，但是，這個寄希望“中國模式”崩潰的觀點也不成立。

6.         選票邏輯。在民主的情況下，“臺獨”勢力會被民主的選票邏輯壓倒，選民獨立的意願被大陸統一的威脅和民生的邏輯壓倒，兩岸經貿關系、民間來往的利益壓倒了“臺獨”的空頭支票。

B，臺灣民主原因問題：

1.         中國的憲政民主。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五次立憲運動”都歸之於失敗（康梁的“戊戌變法”、清末的“預備立憲” 、宋教仁的“第一次民國立憲”、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和張君勵的“第二次民國立憲”），當代臺灣的憲政民主為什麽取得了成功？對大陸憲政民主的悲觀氣氛又意味什麽？

2.     “後發民主”。“先發民主”的“教會、國王、貴族”政治結構決定了它必然是一種“精英民主”，而“後發民主”更多地傾向於“大眾民主”。

3.         “基因悲劇”。臺灣民主的確立和鞏固，主要取決於國民黨統治的“內部制度變遷”和臺灣的“政治附屬地位”。“蔣介石-蔣經國-蔣孝武”的統治繼承的斷裂（蔣經國：“孝文糊塗、孝武荒唐、孝勇可愛”，“不會，也不可能”）。

4.         “夾縫中的民主”。為什麽蔣經國之後臺灣沒出現內亂和新獨裁，而且民主的運行也算比較順利？民主的產生依賴於政治壟斷的衰落和政治均衡的出現。國民黨政治壟斷的衰落，體現在兵敗大陸、蔣家的“基因悲劇”、國民黨內部強人的缺乏。“黨內本土化”和“黨外本土化”導致了臺灣政治均衡的出現。臺灣的政治均衡沒有走向內亂卻主要不是因為地方小，而主要是因為臺灣的“政治附屬地位”，是大陸對臺灣的“統一壓力”和美國隊臺灣的“政治壓力”。

            臺灣的憲政民主形成於20世紀末期。臺灣民主的發展過程與“臺獨”的發展過程有緊密關聯。“臺獨”包含了“民主自治”與“政治獨立”雙重含義。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五次立憲運動”都歸之於失敗，這包括康梁的“戊戌變法”、清末的“預備立憲” 、宋教仁的“第一次民國立憲”、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和張君勵的“第二次民國立憲”。那麽，當代臺灣的憲政民主為什麽取得了成功？臺灣的憲政民主的成功對“臺獨”來說又意味著什麽？對大陸憲政民主的悲觀氣氛又意味什麽？

1，臺灣憲政民主史概述

早在1935年，臺灣就舉行了第一次“縣市議員選舉”。1946年則出現第一次“縣議員普選”，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1948 年出現第一次“立委普選”。1950年有第一次“市縣長和地方參議員普選”，95%以上的民眾參加了投票，一些無黨派臺灣人也得以當選。1952年換屆改選，蔣介石進行全面控制。1960年，“雷震案”爆發，“中國民主黨”和《自由中國》雜誌被正式查封。《文星》雜誌也在1965年被迫停刊。這期間，蔣介石和蔣經國對臺灣“本土黨”的威脅十分敏感。

1975年蔣介石去世，1978年蔣經國繼任。同年，蔣經國壓制了呂秀蓮、黃信介，林義雄，施明德等發起的民主運動，這次黨外運動領導人之一余登發也於1979年1月以“叛亂罪”被捕。1979年12月10日，高雄爆發“美麗島事件”，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陳菊、呂秀蓮、林弘宣等八人被叛亂罪起訴，陳水扁、謝長廷、蘇禎昌等人成為被捕人士辯護律師團的成員。蔣經國一面鎮壓，一面宣稱要“民主憲政”，也堅持不動用軍隊開槍。1980年，施明德在美麗島事件法庭辯論上公開提出“中華民國模式的臺灣獨立”（彭明敏、謝聰敏和魏廷朝於1964年共同起草著名過“臺灣自救運動宣言”，1989年鄭南榕公開主張臺灣獨立，李登輝被認為與“臺獨教父”彭明敏“貌離神合”）。1983年，美國加州報刊連載臺灣旅美作家江南寫的《蔣經國傳》，揭露蔣家政權及國民黨內幕，招致不滿，想討好蔣經國的人開始密謀。1984年10月15日，江南（劉宜良）在舊金山住宅遇刺身亡，蔣經國次子蔣孝武因涉案嫌疑（手下討好他）被迫淡出政壇。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接受美國《時代》周刊采訪時表示：“‘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

1986年，臺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的成立，並在立法院爭得12個席位。經過1987年“解嚴解禁”之後（1949-1987世界最長久戒嚴令，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國民黨黨內一批革新派精英於1989年8月正式宣布組建“新黨”，1990年三月學潮“野百合運動”促成政府廢除了“動員戰亂臨時條款”，1991年“萬年國會”告終，1992年臺灣議會開始全面普選。

1994年，臺灣首次舉行省長、直轄市長（臺北市和高雄市）以及省市議員選舉。國民黨候選人宋楚瑜和吳敦義分別當選臺灣省長及高雄市長，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則在臺北獲勝。1996年第一次“總統普選”國民黨李登輝-連戰擊敗民進黨彭明敏-謝長廷、無黨籍候選人林洋港-郝柏村、陳履安-王清峰。後經過民進黨陳水扁-呂秀蓮（2000-2008）和國民黨馬英九-蕭萬長/吳敦義（2009-2016）的兩次輪替，臺灣的憲政民主全面確立。

2，臺灣的憲政民主如何可能？

            臺灣民主屬於“後發民主”，英國的“先發民主”是“教會、國王、貴族”政治博弈的結果。中國不存在“教會、國王、貴族”的政治均衡結構，所以歷史上不存在“先發民主”的可能。“先發民主”的政治結構決定了它必然是一種“精英民主”，而“後發民主”更多地傾向於“大眾民主”。“先發民主”經歷了“精英民主”到“大眾民主”的擴展過程，是在嘗試“主權在民”能否行得通，而在“後發民主”中，“主權在民”已經理所當然地成為一種訴求和動因。所以，“後發民主”的原因必然與“先發民主”的原因有所不同，但“後發民主”的“民主確立”卻並不意味著“民主鞏固”的必然到來。

臺灣民主的確立和鞏固，主要取決於國民黨統治的“內部制度變遷”和臺灣的“政治附屬地位”。國民黨“兵敗大陸、退守臺灣”首先意味著它政治勢力的衰敗（外省人占臺灣人口12%左右），但是，國民黨政治壟斷的結束，主要源自於“蔣介石-蔣經國-蔣孝武”的統治繼承的斷裂。“江南命案”使蔣經國和蔣孝武名聲掃地，從1969年就開始被安插在國民黨情報部門工作的蔣孝武成為接班人的夢想也最後破滅了。

為什麽一個“江南命案”就竟然能終結“蔣家王朝”的命數？這個問題必須聯系國民黨政治勢力的衰敗和臺灣民主（獨立）運動的興起來分析，這兩個趨勢的壓力，本來在客觀上要求蔣經國和蔣孝武必須強硬、有魄力、萬無一失，但蔣經國和蔣孝武、特別是蔣孝武卻根本就不具備這樣的擔當（蔣經國：“孝文糊塗、孝武荒唐、孝勇可愛”，蔣經國1910-1988的三子都短命，較大兩個兒子跟蔣經國一樣都有糖尿病：蔣孝文1935-1989，蔣孝武1945-1991，蔣孝勇1948-1996，另外仍在世的是私生子蔣孝剛、蔣孝嚴、蔣孝慈）。當然，也似乎可以認為蔣經國跟蔣介石一樣存在“太軟弱”和“惻隱心重”的“基因問題”。所以，從內因上看，“蔣家王朝”的政治壟斷碰到的是“家族統治”必然面對的“基因悲劇”，即終身專權、家族繼承及家族集團狹小的“基因庫”，與國家治理、暴力競爭的德能高要求之間，出現統治能力無法應對統治成本而釀成的政治遺傳悲劇。

            一旦政權不再是“家產”，蔣經國自然不再反對“依憲法選舉產生”，這就是所謂“無恒產必無恒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臺灣民主首先起源於“蔣家王朝”的“基因悲劇”，其次才是因為民主運動的壓力。作為曾經連毛人鳳都敬畏三分的“保密局老大”，蔣經國的退讓並不是什麽突然間的“良心發現”。如果蔣經國真的“良心發現”，他就不會在“江南命案”之前頻頻壓制，之後又無奈放手。但是，政治壟斷的結束並不自動意味著憲政民主的開始（如埃及），內亂、新獨裁、民主運行失控都是可能出現的結果。所以，問題就變成了：為什麽蔣經國之後臺灣沒出現內亂和新獨裁，而且民主的運行也算比較順利？

民主的產生依賴於政治壟斷的衰落和政治均衡的出現。國民黨政治壟斷的衰落，體現在兵敗大陸、蔣家的“基因悲劇”、國民黨內部強人的缺乏、國民黨“臺灣本土化”。孫運璇、俞國華、李煥、郝柏村等國民黨核心人物都存在年邁體弱的問題，新生代又有青黃不接的問題。國民黨“臺灣本土化”早在任命謝東閔為“副總統”之前就已經開始，李登輝曾以臺灣農業發展的“博士論文”和策略性的“反臺獨”言論引起蔣經國註意，所以，他一路從1972年的“政務委員”、1978年的臺北市長、1981年的“臺灣省主席”，走到了1984年的“副總統”。

國民黨的“臺灣本土化”是它政治壟斷衰落的一個表現，同時也是臺灣政治均衡出現的一個原因，民進黨的興起是國民黨黨外“臺灣本土化”的另一個進程，也是導致臺灣政治均衡出現的核心力量。在中國歷史上，政治均衡也曾多次出現，但結果總是內戰和內亂，典型的如“三國鼎立”和“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 “黨內本土化”和“黨外本土化”導致了臺灣政治均衡的出現，但是，臺灣的政治均衡沒有走向內亂卻主要不是因為地方小，而主要是因為臺灣的“政治附屬地位”，是大陸對臺灣的“統一壓力”和美國隊臺灣的“政治壓力”，使臺灣的政治均衡除了民主之外別無選擇，所以說，臺灣民主是“夾縫中的民主”（“夾縫民主論”）。更進一步說，臺灣是大陸的亞文化，大陸文化中的“單一權威信仰”並不純粹；臺灣的政治依附於大陸的政治壓力，臺灣在內部多元的同時伴隨著的是一種“單一權威的外部化”，是“內部均衡與外部失衡”的結果。

4，臺灣民主化的相關論辯

臺灣民主消除了“在一個普遍缺乏西方宗教信仰的社會中實施選舉民主可能性”的疑問。信仰只是影響民主化過程中的一種行為力量，民主卻是政治的、制度的，所以，並不是說“普遍缺乏西方宗教信仰的社會”就不可能實現民主。民主不是一個宗教信仰問題，民主也不是一個知識素質問題，民主是一個政治利益問題。通過確立宗教信仰去推進民主是一種“民主信仰論”，通過爭取民主的實踐去獲得民主素質則是一種“民主素質論”。民主要能實現，還操心什麽“在水裏學遊泳”的民主素質問題？宗教信仰、知識素質只有在影響政治行動和政治力量時才是問題。

本文提出的“夾縫民主論”用國民黨的“內部制度變遷”和臺灣的“政治附屬地位”邏輯統一地解釋了臺灣民主的原因，這個觀點強調的是“統治能力”和“制度供給”，認為“統治成本”和“制度需求”是次一級的常態力量，避免了通過羅列各種因素來解釋問題的困境。

一種常見的“因素羅列”觀點認為，臺灣能和平完成憲政民主轉型，原因包括：臺灣的政治環境使然，民主成為唯一的選項；臺灣政治體制中一直具有憲政要素；自下而上的抗爭匯成不可逆轉之勢；蔣經國從逆勢獨夫到順勢偉人；等等（見《臺灣為何能和平完成憲政轉型？》，“共識網”， http://t.cn/zHuhtId）。

        其實，國民黨兵敗大陸之後，臺灣以“自由復興基地”自居，但“民主反共”一直是“有名無實”、“真戲假做”。所以，“政治環境使然，民主成為唯一的選項”並不是民主化的真正原因，這個觀點無法解釋“江南命案”之後的轉折。“臺灣政治體制中一直具有憲政要素”更是錯誤觀點，“說的不是做的”才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特色，社會空間、市場經濟、地方自治也都可以是擺設。“自下而上的抗爭匯成不可逆轉之勢”則只是“統治成本”和“制度需求”是次一級的常態力量。“蔣經國從逆勢獨夫到順勢偉人”模糊了蔣經國發生轉變的“產權原因”，江南說他是“一位有良心的獨裁者”，但“獨裁者”的良心都要到“後繼是否有人”定下來之後才能事後看到。           

5，臺灣民主與“臺獨”的前景

            民主的臺灣是更加傾向於“臺獨”，還是更加傾向於反對“臺獨”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分成6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臺獨”包含了“民主自治”與“政治獨立”雙重含義。臺獨包含了臺灣人對蔣家“這個大陸一黨政權”的反抗，並以民主自治體現出來。臺灣實現民主自治之後，“大陸一黨政權”的政治壟斷不復存在，原來臺獨的動力也隨著民主自治的實現也下降。但如果臺灣鬧獨立（國民黨內部放棄“反攻大陸”），大陸反而有借口進行武力統一，這反過來降低了臺獨的動力。

第二個層次是，如果臺灣政治依然是獨裁，那麽，獨裁者反倒有可能利用“臺獨”、利用與大陸對立的緊張來壓制內部。在這種情況下，“臺獨”也只是“被利用”而不是“被實現”。

第三個層次涉及大陸與臺灣的力量對比，這個力量對比的不均衡，決定了“臺獨”實際上沒有任何前景。

第四個層次涉及大陸的政治改革，有人認為如果大陸出現“權威之亂”或“民主之亂”，臺灣就有可能趁機獨立，但是，這個寄希望“中國模式”崩潰的觀點也不成立，因為“中國模式”本質上是一種“限任一黨制”， “限任一黨制”克服了“重視君主制”和“終身一黨制”所必然出現的“基因悲劇”，是一種對“西方民主制”構成全新制度挑戰的國家政治模式。           

第五個層次涉及臺灣政治的邏輯。在民主的情況下，“臺獨”勢力會被民主的選票邏輯壓倒，選民獨立的意願被大陸統一的威脅和民生的邏輯壓倒，兩岸經貿關系、民間來往的利益壓倒了“臺獨”的空頭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