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芝加哥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論中國共產黨與香港泛民主派都願接受的唯一共識
大芝加哥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員、芝加哥時報記者 徐達輝
2014年10月10日
在去年國慶日長假，本是人民放假旅遊休閒的日子，香港學生、人民為了爭取“真普選”，卻犧牲了黃金周的時光，一直堅守在中環等旺地較狹窄的交通要道中，沒有座椅可休息，沒有多少大樹可遮陽擋雨，餐風飲露，風雨無阻，甚至冒著身體被傷害的風險，在那裏呼籲呐喊，也實在妨礙了相關市民主人的工作與生活權利、外地遊客的自由，不僅無法達到所要求的政改目的，甚至連對政府造成壓力影響都得不償失——官員不能上班，工資仍照領不誤，而間接受影響、損失的，仍然是那段時間必須求助於政府官員的平民，直接受損害主要是相關的廣大平民——一天不上班或退到或外勤不力等都會被扣減工資！故，此類行為實在是如同自虐，可惜可歎，可憐可悲！
也許學生們並不想連累市民，問題是所謂的泛民主派都沒有理解民主的真諦與實現的邏輯時，其所宣導、發動的這類自相矛盾運動，必然誤導滿腔熱血、本求正義的學生們；同時，政府也沒有搶佔民主的制高點，只是一味的回避民主真理辯論，如同心虛，就勢必使許多市民感到理直氣壯，以致雙方陷入惡性循環中。即使學生們在多種壓力下暫時退守了，相關行為還會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香港時常到處被燃燒時，怎能保持東方之珠的美譽？故，特區政府若只是制止學生“民主”運動，決非贏；學生及所謂民主派靠有損廣大市民利益的佔領鬧市區方法，來求得所謂最有利於廣大市民的民主普選，更是輸。因為，這不僅本身就是自相矛盾，而且，始終回避絕大多數平民最關心的直接訴求，卻尖銳於與中央爭奪香港主要領導權上，勢必使雙方矛盾勢同水火，無法調和，故，要化解這自相矛盾與敵對式矛盾，必須具有高超智慧、胸懷為了全人類幸福的最高正義，才能找到高尚的共識。
假如學生群眾能在政府大樓外至少是市中心的大廣場上集會呼籲，保持在言論與集會自由的範圍內，則既不會連累相關市民或路邊商家等，也方便集會群眾集中運作，舒適靜坐，論持久戰，傳播更科學的徹底的真理，並使真理愈辯愈明，深入廣泛甚至全體人心，因為，公道自在人心！廣場本來就是公眾活動的主要場所，既然允許中國大媽們時常佔據大半個廣場日夜載歌載舞（多是紅歌與集體舞），就理當允許憂國憂民、愛國愛民的政治性集會。政治高於經濟、高於一切，也是政府歷來的主張。問題是堂堂國際大都市的香港幾乎沒有大廣場，無論是港英統治時期的總督府、議會所在地，還是回歸後的特首辦公地外也沒有足以容納足夠選民的寬敞廣場。
廣場本來是每一位城市、社區必須具備的客廳，是人民行使民主主權的最基本的物質場地，城市設計與建設本來就應該在所有的政府辦公地周圍興建與市民選民數量成百分之一至百分之百比例的最大廣場，才能使民主運作有客觀基地，才使民主與政府行政能夠直接的面對面的互動，既有效率又有效益，形成良性迴圈。因為，民主意味著先得由人民互相交流，這就得有眾多的深入居民社區、方便遊人的公共廣場；其後得全民公決，就更需要符合當地選民人數的集中場地；同時，民主公決都與政府行政相關，或回應支持行政，或反對某項施政。因而，從科學規劃看，最大的廣場還必須是與政府辦公地緊密相連。可見，廣場是民主的客觀基礎，是政府與人民良性互動的要件，也是一個城市向世界人民開放、歡迎八方來賓的客廳，並應該吸引、保障任何外來客人可以反客為主，經過合理的時間瞭解後共同行使本地的主權——民主沒有界限，任何人都理當有權還在全世界作主，因為，我們與動物一樣，生而就是整個大自然的主人！否則，我們就人不如（動）物。故，沒有廣場，或廣場過小或政府官員任意限制市民遊客使用廣場，民主就難運作，就如同反民主。
一個如此簡單的常識，何以在古代霸權專制的帝國統治時期，大多數國家的城市乃至首都朝廷辦公所在地都建有偌大的廣場，如莫斯科的紅場、中國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等，到了號稱民主自由體制的當代西方國家包括香港卻幾乎不再建設或保留大廣場？或者雖然有廣場，居然只屬於私有？！如伊利湖畔最大的城市克利夫蘭市中心唯一的標準廣場、芝加哥這地跨幾個區的中國城唯一的華埠廣場等居然不是公共場所。人民要在私有廣場行使為了全民利益的政權，還得繳費，甚至會被無故拒絕或限制。這實在違背了自由的涵義。本來，在英語中，free的意思一語雙關：既是自由的，又是免費的。即，自由意味著應該免費，只有免費，才能真正自由。否則，就不能實行由自己的自由，而只能受制於私營的他人。之所以如此，就在於西方社會都實行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制表面上是維護人的生存權，實質上極大程度限制了人的生存發展權，直至自由權、民主權。
人，作為高級動物，本來應該具有動物都與生具有的一切天賦權利，這也是大自然自我迴圈、保持平衡的自然規律，動物都有權滿世界自由行走、平等生存，或群居生活、集體活動，不私占土地，更不以暴力強制劃分國家，禁錮、奴役族群，才使它們可以依循大自然及其大氣規律科學生存、繁殖，冬天寒冷，就自由南遷，夏季太熱，就平等北往，無需使用反自然的暖氣、冷氣設施及分割、佔據大自然的過多道路及交通工具，既然到處都是自己的家，哪里需要什麼交通工具趕回家？如此，就保證了動物生來就是整個大自然的“主人”，擁有整個世界，並成就野生動物的強身健體，乃至遠高於人類的長壽，如千歲的烏龜、數千歲的仙鶴，還有眾多人類尚未知的長壽動物。
反觀人類，只要實現了土地私有制，就等於人人畫地為牢，自我封建，才是十足的封建社會，既限制了自己，使自己往往終生只能固守如滄海一栗的土地；當人人分割佔據土地，興建了綿延億萬裏的圍牆、冷峻的私家城堡，就彼此限制，到處都是別人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地，從而大大失去了本可以滿世界居住的權利，以致西方社會號稱自由社會，其實卻嚴重缺乏自由。因為，自由首先就意味著人人有權在最大的領域空間上自由行走、平等生活。
同時，正因為良田沃土大都被私有割據，使人民還失去了免費生活的權利，世界幾乎不再存在自然界本能免費供應包括人類在內的動物的食物，這本來還是最佳的最具有生命力的天然食物，也是大自然自我迴圈的需要。人人因為只在自己家庭無法生存，更無法撫養後代，唯有走出家門，被迫租用他人的領地或者房屋，就被迫支付高額房租，加之政府趁機徵收地稅，就如同廣大平民生而就欠債，必須先支付代價才能生存，哪怕只是幼童、小孩也不能倖免。如此就逼使人們挖地三尺，竭澤而漁，不擇手段，創造發明出無數產業，以便獲得高於房租地租的收入，這就是造就了所謂近代工業、現代經濟。可見，工業經濟的問世、繁衍，並非主要出於人類理性、高尚追求，而是被土地私有制逼迫的結果。
正因為如此，私營經濟主體就難免是下流經濟——如水下流。表現在，不理會各國體制正義與否，只要能賺得最多的錢或享受超人的、奴役人（特別是女性）的生活，就會大量投資、移民，毫無愛國愛本土的責任感，幾乎不顧及自己在本地發家，理當回報，以致當原本處於世界經濟低端的國家只要搞搞對外開放，處於高端地區包括香港臺灣西方社會的資本家就不斷如水下流到這些國家，使西方與東方、所謂民主社會與專制社會迅速此消彼長，如同西方社會在不斷流血，專制國家卻不斷吸血；同時，如水下流還表現在，因私人的能力、智力有限，主要只能投機鑽營於低成本、甚至無本萬利的事業，當然就會大量鑽法律的空子，或利用執法難責眾的漏洞，大肆生產經營假冒偽劣產品。在臺灣，食品的塑化劑危害流行幾十年，餘波未了，又爆出不亞於大陸的潲水油毒害，並波及香港。顯然，這還是冰山一角。即使在歐美國家也決不可放心信賴，美國社會轉基因食品盛行，農藥氾濫，使廣大平民只能食用越來越多的這類有害健康的食物，只不過歐美社會冠以所謂科技的幌子。特別是，由於西方社會大地主大私營業主為了排除最有力的競爭對手，就竭力反對、禁止政府運作公有制經濟，或使政府興辦的公有制經濟只是墮入如同專制國家的國有制官僚經濟的必然腐敗、腐朽中，以致無力競爭過私營，使整個社會仍然是土地私有、經濟私營獨霸天下，當然使人人不僅越來越不自由，也完全失去了平等地位——所謂地位，無非就是人人在土地上的位置。當廣大平民沒有土地，至少是沒有好位置的土地時，豈能有地位的平等？平民的自由就被擠壓到狹小公共場所作病態式發洩，直至作奸犯科，而最易受害的仍然是不得不在外生活工作的平民。美國社會治安始終如此徘徊就是必然。
最嚴重的在於，土地私有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民主，顧名思義，就是全民做主、全面做主、直接作主，這意味著：
1、作主，也就是直接決定，主動做主，絕非只能選舉政府，再由政府包辦權力，使人民只能被動的等到四年或幾年一屆再重新選擇，難免換湯不換藥，或者政府利用全民來被動公決（人民無權主動決策，只能由政府偶爾主導全民公決，往往限定為回答：yes or no）。即，當代各國代議制間接民主遠非民主制。故，香港此次把爭取普選稱為爭取民主運動，即使從政治範疇來看，也是根本不夠格的！
2、作主，也必須是平等做主，不能因為人民不同的職務、身份、經濟等就有不同等級的權力。正如在普選時必須是一人一票，每票的效力同等，那麼，在對事務的創議及其公決時也必須如此。當允許議員或政客一人就有權提議社會決策法案，並且只需要經過議會中幾十或幾百人的過半數同意就成為社會全民必須遵守的法律，卻要求廣大平民必須幾萬、幾十萬人附議（如意大利、法國、臺灣等），才有權提出正式議案，如同臺灣的50萬平民身價才等於1位議員政客，顯然就是明顯的不平等，是赤裸裸的等級制！故，臺灣也遠非直接民主制。即使當今世界所謂最民主的瑞士，也規定必須有5萬人附議才可提出聯邦級法律議案，都違反了民主的真諦，以致瑞士也遠非人類的完善之地。反省我們身處的美國，還必須10萬人附議後，總統府才有義務作出答復；而且，只是答復，而非必須同意；當答復只是拒絕或變相拒絕時，人民並無啟動全民公決、哪怕只是國會表決的民主權。如此美國，豈能稱為半點民主國家？！
3、作主，還必須是全面做主。既然主權在民，如中國憲法首先也肯定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既然主權不得限制，那麼，就不得限制全民直接做主的內容，即，人民有權對人人賴以生存、發展的土地大自然及其使用作主（當代定義為所謂的經濟領域），而不能限定為所謂政治、社會議題。故，越是允許人民全面作主，人民越是無意於政治爭鬥。
香港學生等之所以一味爭取普選，其悲劇也在於香港大地、經濟領域都排斥民主；問題的悲哀性還在於，即使所謂泛民主派爭取到普選，只是繼續延續、甚至變本加厲的鞏固經濟領域、自然大地的無民主、反民主，因為，整個西方包括香港、臺灣，沒有一個政黨、組織理解、追求真正的民主制及其根植於共產主義的真理！
西方社會如美國聯邦把民主定位於、止步於“多黨競爭、三權分立、任期限制、地方自治”加“人民被動的公決”，如意大利、法國、臺灣等，都是對民主制的誤導。在真正民主制裏，人民對社會事務的直接決策權是高於對人的選擇權的，因為，選舉代理領導人政府的目的，無非也就是要求代理人為人民做好事。
一切憲法法律的核心、成立一切政府的目的就是為了保障人民主權，保障人人都是社會的主人！其實，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就是民法中委托人與代理人的關係，政府取得的只是代理權，人民始終得握有主權，代理權從屬於、服從於主權。只要理順了人民與政府的關係，政府作為代理人就才能真正成為人民的公僕、保姆。好的保姆之所以常常受到主人的喜愛，就在於保姆可以行使無數主人授予的權力，但決不會霸佔主人的主權，主人也就充分信任保姆，賦予她們極大的“行政”權，常常還熱情挽留她們，巴不得她們能長期乃至終身任職，決不會要求限制其任期。
那為何在當代最盛行直接民主的瑞士、美國少數州如加利福尼亞州等也遠遠不盡人意，區區瑞士小國至今還實行四種乃至五種語言，使人民極大的不自由、不方便，反過來妨礙人民之間的溝通及至民主公決的實現呢？仍然在於土地私有制的禍害。
客觀上，土地私有制排斥了民主公決的範圍。每一個私有土地，主要就是大地主階級的大莊園、大企業，就如同一個個准獨立王國，擁有相當多的絕對主權，或稱隱私權，規定為民主的禁區。而依照自然科學、自然平衡規律，整個大自然本為一個整體，相輔相成，連動互濟，甚至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不可分割，不得分裂，否則，必然使良性中斷，惡性循環，連維持自然狀態也困難重重。眾多大地主資產階級之所以要竭力維持土地私有制，無非為了過上如同小國王驕奢淫逸、我行我素的日子，又不必承擔國王政府對社會人民的起碼責任，以致西方社會只能有先期的快速但無序的發展。當好的土地幾乎被分割完畢後，私營業者就一如既往的如水下流，流向剛剛開放的處於低端的專制國家處女地，就導致西方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此消彼長，並致使西方社會包括臺灣、香港、澳門的建設無整體規劃，發展難以為繼，陳舊破敗隨處可見，連作為城市、特別是國際大都市必不可少的大廣場都沒有（而中國等每個大小城鎮都大建廣場）。地主階級不願放棄自己對黃金地段的佔據，只會見縫插針的繼續蠶食好的地段，而以稅收為主要財政的政府當然著重照顧主要納稅人——大地主資產階級的要求，決不會端掉或收回政府所在地周邊或市中心的土地建成人民行使主權的廣場：一則，民主廣場只能向人民免費開放，政府無稅收；二則，人民理論上有權天天來廣場公決（實際上，只要政府好，或不太壞，人民根本無意於或難以興師動眾搞公決），就致使官員權力大大受限，他們不惜代價投入競選就難以回報或失去了“意義”；三則，即使個別正義領導想如此有為，也難奈何相關地主以所謂對土地的所有權來對抗，至少會抬高成天價，刁難政府，同時，地主們又通過拉攏、左右議會議員在撥款上限制政府，內外夾擊，難得的好心領導人也心有餘而力不足。
因而，只要人民沒有直接公決權，無論如何定期選舉政客政黨政府都無法改變這種現實。
在主觀上，土地私有制也大大弱化了人民直接民主權的實現。土地私有制使人們都流行分居，其實，也是不得不分散居住，如在美國，並非人民都願意割地分居，孤獨寂寞，使愛情荒蕪，友情難有，而是因為政府沒有民主建設集中民居的高樓大廈，少有的高層公寓卻被私營開發商徵收高額的管理費，加之政府徵收的地稅遠遠高於居住同等面積私有土地及其房屋的開支（如筆者這類基於追求民主共產主義，而寧可放棄獨棟私宅，移居昂貴的高層公寓者實屬罕見），以致人民很難互相交流、溝通，民主制的實現就缺乏前提；同時，所謂的美國夢及將來的中國夢都是把這類擁有自己的私宅、別墅、汽車等作為目標，這絲毫不是進步、進化，恰恰是退步、退化。別墅，字面分解就是：千萬別住！那其實是野獸的另類土窩；人類幸福的最高境界，是與人人交流，與同性有友誼（而絕非同性戀），與異性有愛情（而絕非性交易！同性戀、性交易等都是人類比動物悲哀、邪惡萬倍的彰顯！同性戀根源於性交易，性交易根源於無愛情，無愛情根源於土地私有制造成的分居孤獨、貧富懸殊及其大多數人民生活工作不保。私有房屋、汽車等物質財富決不能給人類帶來最好的精神享受，反而使人類更加保守、封閉、孤獨、處於慢性自盡中，以致西方社會雖然人均收入比中國等高出十幾、幾十倍，但人均壽命、幸福感並未高出多少，特別是當當代所謂世界經濟相對於古代發展了億萬倍，但人類壽命、幸福感至今徘徊在古代水準上，壽命還遠遠不如許多低級動物。
之所以如此，就在於所謂發展經濟從來不是為了使人類真正的全面的幸福與長壽，政府只是想維持本黨的執政統治，私營業者只想以此來賺錢，都是把他人眾人當做賺錢的對象，而非人，更非他人的幸福、壽命。
可見，在土地私有制下，人類追求的所謂夢想、幸福，只能使人類自己越來越不幸福，也使人民主觀感情主要投入在自己私有範圍內，甚至私有寵物狗上，而彼此陌生，甚至排斥，無暇顧及民主公決。這也就是瑞士國家儘管有著相對最多的直接民主權，但仍然遠遠沒能發揮全民集體智慧與公心，而致流弊難解、無法昇華的原因。
即使就是土地及其經濟私有制主要、甚至唯一的所謂優勢：經濟上最具競爭、活力、繁榮等，邏輯上無法成立，現實中適得其反（限於本文主題，不便對此多論，詳見本人專著【全人類的共同使命與理想】）。私營，之所以蓬勃發展，是因為社會還未誕生真正的民主經營；私營，之所以旱澇保收，是因為又通過股票等綁架了全民；而其對大自然、人間造成的傷害已經無以復加，無論是地主階級，還包括西方各國幾乎都是佔據全球最好的土地，但是，不僅一直沒有、也不可能給移居、寄宿在這國土或私有土地企業內的廣大平民帶來多少幸福，反而始終損害、荒廢這得天獨厚的土地，之所以人民還不太覺得，也是因為整個世界還遠遠沒有最容易的興建依筆者專著【全人類共同使命與理想】論述的科學美好人間，但是，美國西方大地遍地都有荒廢極佳土地的荒蕪私宅，在堪稱世界最好地理位置的克利夫蘭、底特律等城市居然還被自虐到每況愈下，開出無恥弱智的城市破產的“國際笑話”！臺灣開放大陸遊客觀光，始終是十個遊客，九個對臺灣建設失望、後悔！即使在號稱東方之珠的香港，在廣闊的新界、九龍地區也隨處可見不該有的破壞景象；即使是其港島、尖沙咀等地，連一條綿延不斷的濱海大道及其綠化公園帶都沒有，遠遠不能給人民帶來多方幸福，以致連學生們要為民請命，都不得不擠佔到交通要道上。這足見，土地私有制除了劣勢，還是劣勢！
因而，要實行真正的民主制，就必須先實行土地全民共有制，也絕非土地國有制，不能全由政府單獨、最終主宰土地的使用、收益、處分權，政府如同家長有權對土地施政，但必須受制於全民公決，即，共有制，就是人人有權對共有的對象行使直接、平等的表決權，最後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制來決定，就如民法中對家庭共有制的規定，使整個社會、全民都如同一家親。同時，也就必然使對土地或借助土地的利用、開發等經濟活動實行：由全民提議或政府主動啟動，並以政府牽頭興辦的共產制經濟為主，實行企業內的直接民主制加社會民主制的制約——以真正的共產制取代國有官僚制；同時，充分保留作為人權的私營經濟並行不悖，使共產主義的兩大基石：土地自然資源全民共產制，政府大力興辦公有制企業實行民主共產制，成為社會民主制的基礎。即，直接民主制本身就是共產主義的內核，沒有經濟民主制，就沒有共產主義；沒有土地及經濟共產制，也就沒有、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制。
土地私有制使民主制客觀上受阻、主觀上受限，而大地主資產階級則基於既得利益，拒絕土地及經濟共有制，並通過對最好國土的控制，對主要稅收、經濟的所謂貢獻來裹挾政府，使民主制停滯在只有普選的代議制上。當人民日益對代議制換湯不換藥的競選不滿而投票率不斷走低，以致每屆候選人得票率並沒有得到全體選民過半數同意，或者執政過程中民意更低時，這種所謂的民選領導人實質上也就只是得到少數人的支持，那就與始終只能得到少數權貴階級支持的霸權專制政府無異。
可見，要實行真正民主，要使人民真正平等、幸福、長壽，主要就不應放在爭取普選上，而應該爭取直接民主決策權；要實行直接民主權，就務必先實行土地全民共有制及經濟實行民主共產制，與私營經濟並行。
然而，幾百年來近代經濟、“民主”發展至今，西方社會儘管多黨林立，但無一例外都是擁護土地私有制，都沒有提出或贊成國有制經濟民主共產化，以致至今不僅使民主制從未真正實現過，還不斷誤導民眾，把普選加人民被動公決當做民主的最高形態，使廣大人民對“民主”失望。筆者也是懷著對民主的追求才移居當今號稱最民主的美國，然而，當我們環顧世界，必須承認確實只有共產主義才在邏輯上是科學的，在本質上是正義的，是民主制的基石與主體，儘管還應該結合政治上的直接民主，加社會道德的全民主制，而政治，無非就是大眾之事，大眾之事主要也就是經濟事務。
對此，我們理當首先、主要爭取全部土地等自然生產資源全民共有制與政府大力興辦公有經濟全員共同生產、管理、決策的共產主義。只要哪個黨派能帶領我們實行民主共產制，就是人民的不二選擇！顯然，共產黨本身就是唯一以共產為主義的政黨，理當成為人民民主的基本政黨乃至全民共同的黨。至於說歷代共產黨並沒有達到如此效果，決非共產主義本身的過錯，而是在於因馬克思過早去世，還未論述共產主義必須民主化的真理，前蘇聯及後人都沒有深刻意識到這一點，加之被西方間接民主及私營經濟所誤導及壓力下，只以跟隨發展經濟為中心，就更加遠離共產制，只是在西方土地私有制及私營經濟上參與惡性競爭，競爭得使世界每況愈下，越來越不適宜人類居住，至多只能暫時勉強維持生存，但與所謂經濟發展獲得億萬倍的比例來看，人類的壽命幸福理當也延長億萬倍，結果還只如古代，不及動物，這也反證當代經濟並不經濟，主流是下流——把人類作為動物的生理本能如性生活等扭曲成遠不如動物的性交易及無數附帶醜惡產業，許多經濟甚至反經濟、反動——使人類作為動物本該以自我運動為主，卻一切為了可以不動、不勞而獲得的多是死物、垃圾食品，必然使人類生理異化、體質弱化、人人短命！
故，我們要爭取的是如何幫助、促成共產黨實行真正的共產主義，當然可以首先在香港或其任何社區實踐這全民主共產主義，使中國共產黨或新成立香港地區全民主共產黨成為我們共同的保姆級“家長”，使大地成為我們的共同家園，使人人都如同一家親人，再自然、也必然形成政治上的直接民主，相信大家都不會再爭論什麼間接民主制的多黨競選與領導限任，即使大家擔心一黨執政會變成專政的家長，我們首先也不是就要換黨，而應該對其黨性黨綱黨章等進行解析，只有黨綱章程的規定就不可能達到人人平等、幸福的執政黨，我們才要撤換，如其他黨都是雖然宣稱為全民謀福祉，但因堅持維護土地私有制等，就不可能達到，只會南轅北轍，漸行漸遠，或始終自相矛盾，誤人誤己；只有共產黨之黨綱、主義才合乎邏輯的能夠實現使全民真正、無比幸福的民主共產制，之所以現在還遠遠不盡人意，那只是還遠未挖潛、實行真正的共產主義，因而，我們只是要爭取有權通過經濟民主制、社會事務全民公決制來幫助、督促、補充其執政，就必能皆大歡喜。如果大家還擔心官員領導人會蛻變，筆者還設計了民主制最高絕招——道德民主制，必然使官民良性互動，人人爭當天使，政治領導人更成為社會明星（詳見本人著作【全人類的共同使命與理想】）。
之所以暫時還不能同步實行政治直接民主，是因為本文論述的真正民主制還不為世人所熟識、認同，西方為首的非民主的代議制還佔據社會人民的主流意識，並在大地主資產階級的操縱下西方列強還可能扼殺、扭曲真正的民主制，因而，就如同當年中華民國之父孫中山先生規劃的三部曲：先軍政（面對反民主、偽民主的勢力壓力）、再訓政（面對尚未熟知真正民主的人們），最後實現包括多黨競選的民主憲政。但是孫中山又保持土地私有制，只是要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當然就不可能實行真正的民主制。因而，我們要全面超越孫中山，實行真正能使政府與人民成為如同血緣一家親（嘿嘿，愛情不受此限）的最美好人間，理當支持共產黨長期執政。人類社會真理本是同一的，勉強改變執政黨，就如同強行改變真理，只會誤人誤己。當年連在西方耕耘多年的孫中山都不再相信歐美各國，轉而與名義上的共產主義前蘇聯及共產黨合作，才贏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因而，只要中國共產黨實行真正的共產主義，而非一味以空洞的抽象的社會主義來代替（即使如同當年德國搞國家社會主義取得了世界第二的經濟實力與最快的發展速度，也不足為信），社會才有希望，我們理當支持。
只要實行了經濟民主制，勢必煥發出空前的偉大力量，每個民主企業全體員工如同對待自家一樣盡心盡力，群策群力，與私營或國營企業的力量對比就是千萬倍的差距，一家民主企業就足以超過無數私營企業或國有制官僚企業，從而成為社會的主體，那時，任何政府政黨都只會跟隨推進政治直接民主制了，因為，不僅政治都離不開經濟，而且，直接民主下，人民與政府官員領導更如同主人與保姆——真正的公僕的關係，人民只會希望並支持、幫助公僕及其執政黨終身為人民服務，而決不要反經濟的限任制及亂經濟社會的多黨定期競選。
現在我們若是一味捨本逐末，放棄對經濟民主、直接民主的追求，只是追求普選，追求由非共產主義者來繼續執政，才會使民主制止步不前，使社會處於土地私有、貧富懸殊、人群對立、經濟不經濟（划算）、發展衰退、破壞自然等惡性循環中，讓不少市民始終覺得是換湯不換藥，特別是以佔領主要街道、癱瘓社會生活、發展，求其次要的並非較好的制度，必然遭到人民日益冷漠甚至反感。相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就因一直沒有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以致各方面始終不盡人意，遭人民反對，便寧願放棄執政權，就可見共產黨本性確實是為民著想，並非家族王國體制以國為私家的自私。只不過他們並不應該放棄政權，而是應該如同本文所引導的實行全民主共產主義，就可以當之無愧、理直氣壯的繼續執政，人民即使以後有了政治上的直接民主權包括普選權，才不會無緣無故罷免、捨棄使自己成為主人的最好的、甚至唯一符合自然平衡規律的政黨，只會真情挽留、捨身追隨，讓共產黨能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領導人即使生命有限，但堅持真理與民意的政黨生命無限，而且，只有等到實現全民主共產主義後，人的生命才可能青春久居，長生難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