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矚目、兩岸震驚的“汪辜會談”，似乎一轉眼過了20年有半。此時舉行紀念活動意義既現實又深遠。

回顧二十年往途路程，舉目兩岸和平發展現實，放眼未來中國統一前景，感受良多良深。在多方面的感受中，最為縈繞我心頭的就是兩句話：歷史發展潮流的必然，民心民情民意的必由。試拋磚引玉，向同仁同胞請益。

肇因歷史發展潮流的必然，而又反過來啟動歷史發展新態勢新潮流，我感受中最深刻。

1993年4月27日，“汪辜會談”作為海峽兩岸政府授權的民間機構最高負責人首次會晤在新加坡舉行。從時間、地點到會晤本身，似乎有點偶然性，其實具有緊迫的深刻歷史發展潮流的必然性。無論從中國發展情勢、臺海兩岸情勢和世界發展情勢來說，中國和中華民族都面對歷史新挑戰，也面臨歷史的新機遇。中國從「站立起來」，到開始走向「富強起來」，孫中山先生等中國革命先驅夢寐以求的“振興中華”面臨獲得千載難逢的特好時機。能不能把握好這個時機，奪取“振興中華”的新勝利，關鍵在於擺脫中國人由於自身原因和外來影響而延續多年的“內鬥”，刻不容緩地突破由於國共內戰的延續造成兩岸的“隔離”和“冰封”。

歷史使命、現實課題，擺在兩岸民眾、政黨、權力機構面前。以高瞻遠矚的智慧，以突破龍潭虎穴的勇氣，擔負起歷史使命，回答好解決好歷史課題，是兩岸在多方面多形式接觸基礎上舉行“汪辜會談”的必然。兩岸“兩會”於1992年達成的“九二共識”，成為“汪辜會談”的基礎。

“汪辜會談”是分隔40多年以來，兩岸高層人士的首次接觸商談。盡管只局限於“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和“功能性”的範圍，但其意義必然更廣更大更深遠。汪辜在會談前的握手，象征著“分隔”的兩岸的首次握手。正如當時陪同汪道涵參與會談的國臺辦副主任、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所說：“當兩位先生隔著長方形會議桌相視而笑，相互伸出手——終於實現了兩岸高層人士40多年來的首次握手。那種經過戰亂後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歡的場面，讓我有一種‘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覺。”

此次會談本身就是重大的歷史突破。大陸早已向臺灣招手，推動和談。多年來，臺灣當局雖逐步開放了兩岸之間的各項交流，但一直被限制在民間、間接和非政治範圍。臺灣當局堅持與中共“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好比自我封閉的大鐵門。汪、辜作為雙方高層人士，而且都獲得雙方高層授權，這表明臺灣當局開始調整“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變得名存實亡。“不妥協”其實也在松動。“汪辜會談”使兩岸建立起了制度化的溝通管道和“聯線”、“熱線”，並對一些基本和較重要的問題，正在或準備協商解決，使得今後的兩岸關系發展能朝著更加健康和良性互動的方向發展。

歷史的突破，推動歷史的前行。當時雙方共達成的《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兩會聯系與會談制度協議》、《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等四項協議，為此後兩岸“兩會”協商簽署18項協議，達成兩項共識，奠基開路。尤為重要的是，固然沒有“九二共識”就沒有“汪辜會談”，但是“汪辜會談”又真正催生了“九二共識”。兩岸關系有過盡管波折，但“汪辜會談”的成果、道路和精神，為國共兩黨高層會晤，兩岸密切交流合作、兩岸人民頻繁往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奠定了基礎，開辟了道路。孫中山先生曾書“猛進如潮”匾額，就是勉勵國人順應世界潮流、歷史潮流而猛進。

順應兩岸民心民情民意，而又反過來增強“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識，緊密“兩岸同胞一家親”的感情，我感受最真切。

孫中山先生曾多次在演說或有關文牒中，以“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思想昭示革命大義，“策勵各同誌益加奮勉”，並激勵廣大民眾。應乎人情，合乎人群之需要，就是順應民心、民情、民意。這是實實在在地深切地心通心系民心、民情、民意，而不是那種表面的“民意調查”。

我來美之前，對兩岸民心民情民意有粗淺的感受。來美之後，結交不少在美臺灣同胞，感受有所加深。出席柏林大會、華盛頓大會、東京大會、莫斯科大會、澳門大會、香港大會，直接接觸不少島內臺灣同胞，感受更為加深。

猶記得，一九七九年元旦清晨，一聲震世雄唱，一聲動情呼喚。《告臺灣同胞書》，是政治文獻，又似親情家書，借著電波廣傳。人在廣州家中，先是驚詫，“和平統一”，取代了“解放臺灣”。繼而恍悟，揭開新幕，歷史轉折。

1985年底移民美國，在芝加哥直感臺灣同胞心底波瀾，始於品味著名詩人非馬《醉漢》的詩句。“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條／曲折／回蕩的／萬裏愁腸//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母親啊／我正努力／向您／走／來”。自幼離別母親隨父赴臺，後來留學美國。先是隔峽思親﹐後又隔洋思親。歷經二﹑三十年思念﹐才同母親重聚。時空釀成的鄉念﹑親情，怎能不回蕩著“萬裏愁腸”呢﹖

個人情懷具有普遍性。無法忘記，廣西一位白發老婆婆，與跪在面前的“西裝友”兒子相擁痛哭。兒子五歲隨父親去臺後，兩岸音訊斷絕。父親再婚後，千方百計把兒子送到美國留學。臨終叮囑，一取得美國永久居留權後，立即回家鄉尋母。無法忘懷，一位臺灣“老兵”給大陸親人的“悔罪信”。被敗軍挾裹著撤到臺灣最初幾年，不沾酒色，要為妻子兒女“保持潔身”。後來受到大陸“民不聊生”訊息誤導而失望。又過了十年，收心“成家”。終於得知了大陸家鄉的良好變化，妻子健在，兒女家庭美滿。他自慚對兩岸的妻子兒女是“雙重罪人”。他何罪之有？一次我在芝加哥華埠街頭等車，遇到一位先生。他知道我來自大陸，問我現在大陸是否越來越好，又問葉劍英近來如何，葉選平當廣東省長好不好。原來他是廣東梅縣人，葉劍英同鄉。他曾是“國軍”團長，在臺灣思念家鄉和親人。從臺灣來美後，與梅縣親人書來信往，侄子們告訴他生活很好，蓋了新房。他萬分感慨地對我說：不管甚麽黨，什麽政府，只要讓中國富強，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我都支持擁護。

面對這些真人真事真情，才真正領悟《告臺灣同胞書》摯情之言：“這種綿延了多少歲月的相互思念之情與日俱增”。“無不盼望早日結束這種令人痛心的局面”。撥動心弦，心要真有“弦”，也要善“撥”。說到心坎的話語，把臺灣同胞心中真弦撥動起來。

統一理、反“獨”誌，合乎歷史潮流，合乎兩岸人心，產生正面回應，掀起了“反對臺灣獨立，促進和平統一”的潮頭和巨流。從芝加哥，到美國和世界各地，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如雨後春筍，紛紛破土而出。

我在芝加哥深受兩位人士感召。中國和統會創會顧問陳濟明，從大陸到香港，又到臺灣讀書。身在臺灣，一方面並不感到如同某些傳媒所說那樣民主自由，一方面深切感到兩岸隔離造成臺灣同胞的心痛。輾轉來美，受到中國大陸國際聲望影響，促進中國恢復聯合國地位，推動中美建交，領頭“反獨促統”。芝加哥和統會創會會長林恒黎，出身地道的臺灣林姓望族，當年出於對殘酷統治失望、反感、不滿，寧學日語也不學國語。來美留學第一個大轉變就是努力學習普通話。他深感，“人的愛國思想感情，就從熱愛和使用祖國語言開始。逐漸我對祖國大陸了解加深。而且我們這些臺灣人在美國漸受尊重，究其因，我們也是中國人，我們個人地位也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而提高”。1985年6月，在參加北京舉行《大陸與臺灣學術研討會》，受到鄧小平等領導人接見。回美後，與幾位臺灣同胞發起創建芝加哥中國和統會。侯大正接任會長之後，我有機會經常與他和夫人徐泰生交往。侯先生不但是國民黨人士後代，而且自己也曾參加國民黨。侯太也出身於國民黨人士世家，但是他們從八十年代就開始到大陸經商，與大陸官方和民間交往，堅決支持中國統一，反對“臺灣獨立”。他們深感兩岸分隔的痛苦和不幸。我時時受到他們的中國心感發。

極端“臺獨”及其國際的支持者、慫恿者，惶恐驚慌而極力阻遏和逆轉。適得其反，“抽刀斷水水更流”，民族血脈割不斷，炎黃之心逆不轉。歷史反而把不同理念人們推到反獨的共同戰壕。芝加哥的許多國民黨人士和傳統僑社，揭竿而起，反李登輝、反陳水扁、反“臺獨”，高喊“我們不要臺獨”、“我們要做中國人”。南加州一位中文學校校長，是老國民黨後代，公然發出呼聲：“所有國民黨及其他反臺獨人士一定要團結起來”，“使兩岸走向和平統一的方向”。

更震動我心靈的是，大西洋彼岸也傳來“臺灣人”的中國情。拙作《島內大分裂海外強震蕩》1996年 2月香港《鏡報》發表後，一封署名“居英一群來自臺灣的學生、教師、工商業者、科學研究者及醫師”的航空信寫道，“我們痛心疾首，我們要哭出血來了！我們大聲呼喊：……凡有血性有良知的愛國炎黃子孫，快起來一致聲討（臺獨）。”　

從世紀之交到21世紀十年之間，全球華人華僑，“反對臺灣獨立，推動中國和平統一”的洪流洶湧澎湃。我有幸在柏林大會、華盛頓大會、東京大會、莫斯科等等全球大會上，近距離感受背景、政見、主張顯然各有不同的“臺灣人”的共同一顆“中國心”：“臺灣人是中國人，同根生，血脈相承。”

我在“汪辜會談”之前這些感受，讓我理解“汪辜會談”完全順應兩岸民心、民情和民意；我在“汪辜會談”之後這些感受，也讓我深悟“汪辜會談”進一步煥發了兩岸民心、民情和民意。兩岸同胞團結攜手、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將日益成為兩岸最強烈最凝重的民心民情民意。

紀念“汪辜會談”，最根本的就是，記取和弘揚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和兩岸民心民情民意的精神。民心深深粘附著民情而凝成正義的厚重的民意，這是推動兩岸歷史發展的強勁發動力。任何政黨，任何政權，任何人士，任何同胞，唯有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和兩岸民心民情民意，才能發揮作用，顯示力量。任何逆歷史發展潮流而動，任何違兩岸民心民情民意而行，都註定失敗。

紀念“汪辜會談”，最重要的就是，記取和弘揚其開啟的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溝通模式。“汪辜會談”奠基於“九二共識”，突破兩岸長期隔絕的局面，開創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溝通模式，如今已經演繹發展為和平發展的道路。堅持和繼續推進這條唯一正確的康莊大道，才能造福兩岸人民，才能最終實現中國完全統一。

紀念“汪辜會談”，最緊迫的是，記取和弘揚“以對話取代對抗，以協商促進合作”的精神，與時偕進，促進兩岸協商不斷獲得新進展、新成果。兩岸協商已成為兩岸和平發展的有效途徑。目前，兩岸關系已經進入“深水區”。各項交流事務日益無可避免地涉及雙方政治制度、司法體系、政策法規，甚至涉及兩岸公權力部門的稱謂。政治談判、政治關系顯然滯後的態勢，逐漸成為經濟、文化交流的門檻和礙力。祖國大陸明確提出了一個新的緊迫的歷史課題：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系”。依照我的淺見，這個課題包括兩個關聯的側面，既有利於未來的統一，而又適應當前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概而言之，在共同堅持兩岸“一個中國架構”的原則，和反對“臺獨”、不搞“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前提下，進行開放、彈性與包容的階段性和過度性政治議題探討。我們身在海外，不是兩岸政治談判的參與者，但可以通過我們特有渠道，發揮我們特別的影響力，助力為兩岸政治協商。

（2013年8月15日，寫於聖地亞哥徜徉室）